学校师生在三号教学楼前集合，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翻开学校的历史画卷，你一定会被一群群英姿勃发、血气方刚的进步师生保家卫国、争取民主自由的画面和一桩桩可歌可泣、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事件所震撼，你会深刻认识到：西农人不但是扎根黄土地，默默地在条件艰苦的大西北不断攀登一座又一座农业科教事业高峰的智者，同时也是为了祖国利益、为了民族的尊严、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奋起斗争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的战士。现在，让我们通过这段历史小溪中几朵小小的浪花，倾听他们呐喊的心声，追忆他们战斗的风采。

　　1935年底，西农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陈志远组织进步学生成立了以阅读进步书籍、倡导文字改革为主要活动形式的“新文字研究会”。后来实际上成为了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前身，为学校地下党组织开展爱国救亡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1936年春，“新文字研究会”发动进步学生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深入学校附近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学们还冲破国民政府的层层阻挠，参加了西安学联组织的慰问绥远抗日部队活动。抗日救亡活动，开始从校内走向社会。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学校暂时停课，校内师生思想活跃，政治热情很高。教务处的一个姓翁的教务员（中共地下党员）和“新文字研究会”的核心人物之一、学生自治会的主要负责人黄绪森等，发动组织了赴泾阳县云阳镇慰问红军活动。

　　参加活动的20多名同学分散乘火车到咸阳，步行过泾河后才集合，打出“慰问团”的大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向前进发。下午三四点钟到达目的地，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接待了慰问团的同学。朱瑞高兴地说：“你们是我们长征以来见到的第一批前来慰问的大学生，我们十分高兴，热烈欢迎你们！”吃过饭后，同学们参观了两个连队，看到红军战士的衣着很单薄，没有棉鞋穿，棉裤也很少，但都精神饱满，男女战士以此起彼伏的嘹亮歌声，热烈欢迎这群大学生，反倒使同学们不知所措。

　　晚上，为欢迎同学们的到来，部队在一个露天戏台上燃起了熊熊篝火，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在篝火旁亲切接见了同学们，对同学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座谈中，贺龙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红军的抗日政策。贺龙向同学们介绍朱瑞同志时说，朱瑞同志是学生物的大学生，曾留学法国，还去过好几个国家，既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又是一位政治家。这番介绍使同学们深受教育和启发，真切看到了共产党人并不是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宣传中所说那种“粗野无知的暴徒”，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内有高明的人，也有学识渊博的人。这个座谈会，使同学们受到了一次生动深刻的抗日救亡教育，对共产党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这次慰问活动为同学们打开了走向革命的大门，此后，许多人开始阅读进步书籍，向校内进步学生组织靠拢，许多人后来还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合法的群众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宣传、募捐和慰问抗日负伤将士，并支持办好工警夜校。

　　1937年下半年，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包括多名共产党员在内的数十位同学，分批参加了中共在陕西泾阳云阳镇举办的“战时西北青年干部训练班”。参加“青训班”的同学回校后办起了《救亡园地》壁报，深受广大师生欢迎，产生了很好的舆论宣传效应。还有一部分同学自愿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陕北根据地和抗日前线。

　　“七七”事变爆发后，学校进步师生于当年9月便成立了全国青年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9月17日，进步师生成立了“陕西省抗敌后援会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分会”，邀请了上海救亡剧团来校公演救亡戏剧，并在附近的武功县演出一个多月，同学们还与救亡剧团合演《保卫卢沟桥》一剧，极大激发了学校师生和广大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们还组织有关教授编写《防空防毒法》，不但在校内宣传示范和演习，还向全国发送。学校当局也调整了教学内容，特别把军事训练课列入正式课程。

　　1938年初，学校决定不放寒假，组织一部分学生赴陕南、宝鸡和甘肃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部分学生参加战地服务团赴山西临汾工作，留校的160多名同学，分军事干部、军事通讯、军医救护、军事工程、农业生产、防空防毒和民众教育7个组，分别进行应用技术训练。

　　在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学校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即便是一些不问政治的专家教授也积极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战热情，始终与进步学生们站在一起。

　　1948年，全国解放在即。中共陕西省委为了给解放全陕西做组织和干部准备，要求地下党组织选派党员干部和进步知识青年进边区关中地委干校和抗大学习。从1948年开始，中共西农党组织先后为边区选派和组织输送了四五十名学生党员和进步青年。

　　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出击西府，解放宝鸡。国民党西安当局惊恐万状，西安绥靖公署下令国立西北农学院东迁西安。为了保护学校财产和留校师生安全，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留校师生成立了护校委员会，推选当时学校总务长周尧教授和地下共产党员马振同志为负责人，把留校的百余名师生组织起来，保护学校公共财产。他们派人将全校各个食堂的米、面、油、菜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留校学生集中在“战区学生食堂”用餐，既便于管理，又能及时交流信息。

　　当大部分师生去西安后，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营便进驻了校园。他们在教学大楼前挖战壕，在学生食堂喂马，到师生宿舍肆意抢夺东西，并威胁要解除校警队武装。护校委员会巧妙与敌人周旋，故意制造了水电设施发生故障而又无法维修的假象，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断电停水的情况下不得不撤离学校。　　

　　1948年底，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广大北方地区顺利推进，眼看大势已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给学校汇来32万元金圆券的“应变费”作为迁校经费，要求学校迁往陕南或四川。然而，学校的进步师生都希望将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完整地交回人民手中，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展开反迁校和护校斗争。

　　学校地下党组织首先做好参加院务会议的进步教授的工作，成立了以进步教授为主的“应变委员会”，将用于迁校的“应变费”归由“应变委员会”专管。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应变委员会”通过决议，用“应变费”买了两万多斤麦子、大豆，还买了几副石磨，一万多斤抽水机燃料、木炭，以及抽水机零部件等，这样就把“应变费”用得所剩无几。既为等待解放的这段时期全校师生的正常生活提供了物质保证，安定了师生员工的情绪，又从经济上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迁校的图谋。

　　为了避免学校的贵重仪器、图书资料、档案等在可能发生的战斗中受到损失，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地下党员赵学用以学校中共地下组织代表身份，与在学校享有较高威信的校总务长杜理庵谈判并争取到杜理庵的配合。杜理庵以学校名义发出了转移有关设备和资料的通知。随后，地下党组织又发动广大师生员工，将重要物品转移到防空洞中。

　　1949年5月20日清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率部队进驻学校，在教学大楼前宣布西北农学院解放，并与欢迎的师生合影留念。从此，这所在艰难中不断发展的西北农林第一校回到人民的怀抱，获得了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