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乘着飞驰的列车经过陇海线上的杨凌时，或坐着舒适的汽车穿越西宝高速公路上这座中国唯一的农科城时，透过车窗北望，你便会发现，数公里之外的高高山岗上，一座雄浑古朴、巍峨雄伟的大楼屹立于苍穹之下，时刻守望着这座历史悠久而又极富现代色彩的农科城——它，就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乃至整个杨凌农科城最早的标志性建筑、沐浴了七十多年风雨，新中国成立后被一代代杨凌人亲切地称为“三号楼”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三号教学楼。
由“五台山”下踩着155个石台阶拾级而上，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大门，朝正北穿过松柏掩映的林荫大道，绕过丹桂飘香的花坛，你便来到了雄浑古朴的三号楼跟前。抬头望去，坐北朝南的大楼正门门廊的前沿上，笔锋遒劲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几个黑字在黄底色的衬托下，显得格外耀眼。校名上款处的“民国二十四年”和落款处的“戴传贤”（字季陶，当年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几个字，加上饱经风雨沧桑的青砖楼体，使你感受到这座建筑厚重的历史。这是一座主楼三层、加上中间每层长度递减的塔楼共七层的建筑，总高度有三十余米，总建筑面积达7251平方米。这时你若要看到塔楼楼顶，必须把头仰得后脑勺几乎碰到后背才能实现，任何人在她面前都会显得十分渺小。
长长的主楼，让你感到整个建筑基础的沉稳、坚实，高高耸起直指青天的塔楼，显示了它挺拔向上、昂扬崛起的气势，而第六层塔楼正面中央镶嵌的直径1.5米的大钟，则用准确的报时提醒着人们要珍惜时光，不停向前。
“三号楼”在建国前曾有“西北第一楼”的美誉，即使进入新世纪后，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校区8号楼（2003年8月竣工）建成之前，它依然是杨凌海拔最高的建筑。它耸立于杨凌三道原的最高处，坐北朝南，以王者的雄姿俯瞰着整个小城。每当雨后初晴，站在楼顶放眼南望，农城全貌尽收眼底，渭河波光熠熠闪亮，秦岭秀姿清新可人，太白积雪遥遥在望。以三号楼为轴心，由北向南一条笔直的大道横穿陇海铁路、西（安）宝（鸡）公路中线和西宝高速公路，直达渭水之滨，这条大道陇海线以北部分称为“西农路”，以南部分叫“邰城路”，构成了整个杨凌农科城的中轴线，农科城内的主要科教单位，都被这条中轴线串了起来。这座与学校同龄的三号楼，也是学校北校区的轴心，整个校园的建筑布局，都是围绕着它展开的。
新中国成立前，不仅学校的师生，就连当地方圆数十里的老百姓，都把这座与学校同龄的建筑称为“大楼”，足见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1934年4月20日，经过两年紧张的筹备，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检察院院长于右任和爱国将领杨虎城等人发起创建的西北第一座高等农业学府——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终于在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举行了隆重的建校暨大楼奠基盛典。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学校筹委会常委的戴传贤等国民政府要员、西安及学校附近各县机关学校代表及各界来宾两千余人参加了大典，真可谓盛况空前。戴传贤亲祝奠基词，其中“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四句被刻在奠基碑上，奠定了当时西北第一楼的坚实基础，也奠定了西北第一所高等农业学府的深厚基础。
作为与学校同龄的标志性建筑，这座大楼见证了学校发展的每一段历程，目睹了学校四分之三个世纪走过的风风雨雨。
七十多年来，十万余名有志青年慕名来到它身旁学习深造，饱吸知识的乳汁后，又分赴四面八方成为撑起祖国农业科教事业的栋梁；
七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在大楼内辛勤耕耘，为祖国奉献出数千项农业科研成果，让绿色的田野充满了丰收的希望；
七十多年来，一粒粒科技的种子从这里撒向农民的田间地头，使神州大地硕果满枝头，遍地五谷香。
作为历史的见证，大楼也目睹了发生在它身边的历史政治风云。
1937年，学校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组织师生员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大楼前召开的全校师生抗日救国宣传大会，燃起了广大师生抗日救国的热情，一批进步学生投笔从戎，从大楼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
1938年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于同年12月19日召开的由华北和西北的高级将领参加的武功军事会议，就在学校大楼内举行。会议听取各部队战况报告，检讨了对日军作战以来的一切缺点，并提出今后应如何改进。大楼记载了抗日战争进程中这重要的一笔。
1940年至1941年，侵华日军的飞机曾3次轰炸学校，造成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大楼也遭受重创，部分坍塌。至今，它身上留下的累累弹痕，还在向后来者控诉着法西斯的暴行。
解放战争时期，大楼前，进步学生创办的《亢丁》《时代剪报》《汨罗江》《新野岗》等进步壁报经常出现，抨击反动黑暗势力，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大楼内，地下党组织经常组织师生秘密收听“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积极开展护校和反迁校斗争，满怀信心地迎接人民解放的曙光。
1949年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解放了陕西武功，兵团司令员王震将军率部进驻学校，在大楼前亲自宣布西北农学院解放，与欢迎的师生合影留念，共同欢庆学校回到人民的怀抱。大楼旁《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歌声伴随着欢庆的秧歌，翻开了学校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如今，晨光熹微中，三号楼是美丽恬静的校园中醒来最早的一座教学楼，校园内朗朗的晨读声最先从它的窗口或其周围美丽的花园中传出，伴随着林间啁啾的鸟鸣，奏出花园学府优美的清晨序曲；月明星稀的夜晚，三号楼是灯光最晚熄灭的一座教学楼，那一扇扇透着明亮灯光的窗口，不正是莘莘学子闪动着求知光芒的眸子？每当春风拂面的时候，楼前盛开的一株株白玉兰，最早将春的气息和色彩送入你的鼻孔和眼帘，向人们昭示出这座历史悠久、饱经沧桑的建筑所蕴含的青春活力；每到骄阳当头酷暑难耐的夏季，整个楼体承受着直射的阳光，在热浪中岿然不动，显示出它的热情与坚毅；每到金风送爽的季节，楼前花坛中央那棵被怒放的金菊簇拥着的巨大的丹桂，繁花满枝，香气袭人，甜丝丝浓得醉人的香气，被阵阵秋风洒满整个校园，而点缀在楼前林子中一棵棵通身黄亮的银杏，一簇簇鲜红的枫叶，都在向你透露着丰收季节的喜悦与激动；每当朔风呼啸漫天飞雪，三号楼则银装素裹巍然挺立，楼前一大片依旧郁郁葱葱的松柏，衬托出它的不屈与刚强，而楼周围一树树盛开的腊梅，则提前向人们传递着它渴望尽快走进春天的急切心情。
据校史资料记载，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建时，关于校舍建筑设计问题，建议很多：有谓“农林学校性质不同，所有建筑，应与农村房屋不太悬殊，庶可养学生于贫民化；若过事奢华，学生在校易习成高贵生活，卒业后缺乏吃苦耐劳精神。宜统建平房，求其实用坚朴足矣。”有谓“本校为西北最高学府，虽属讲习农林性质，然不能过于简陋；所有建筑，宜以现代化为原则，参建楼房，不唯坚固适用，而且宏壮美观，于学生修养上多所裨益。”以上立论，各有见地，似不宜偏废。最后，决策者乃取折中办法——用于教学科研的，建成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大楼，其余生活用房，包括著名教授的住宅，一律建成平房。这样，便有了当时学校“一楼独尊”的建设布局。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来看，这座大楼无论从设计的美观程度还是从结构布局的科学性，一点也不落伍。当年校园建设者的抉择，不正体现出一代代农林科大人先教学科研、后生活条件的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可贵精神吗？
随着学校事业的发展，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楼的东边同时落成了两座精致的二层青砖小楼，仍是用于教学科研的。在学校共有了3座楼房之后，对其排序命名时，顺序是由东向西排，这样后起的两座小楼便“后来者居上”，序号排在了前头，分别叫“一号教学楼”和“二号教学楼”，而此前校园里唯一的一座楼房，反而“屈居”老三，被命名为“三号教学楼”。对此，当时许多教职工曾为这座校园历史最久的楼房“鸣不平”，甚至要求有关部门更改原来的决定，改为由西向东排序，将这座大楼定为“一号楼”，以确定其在校园中的“老大”地位。
许多人认为：无论从其建筑年代，还是规模和高度，这座与学校同龄、当年曾号称“西北第一楼”的7层高楼，无论如何也不能“沦为”“老三”！但后来大家寻思，命名者能这样排序，也许有他一定的道理，于是就挖空心思地寻找其“合理性”。有人想到，中国人历来对数字是否吉祥很在意，比如“四”，即使到现在，一般中国人还认为是不吉祥数字，以至于有些移动通讯运营商为了让带“四”的手机号码有人选用，出台鼓励政策，凡带“四”的号码，每月赠送若干通话费；而“三”、“六”、“九”在传统文化中都被视为吉祥数字，故民间至今还有口语：“三六九，往上走”。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将这座“年龄最长”的学校标志性建筑编号为“三”，原来寄托着农林科大人对这座学校全部历史见证者最美好的祝愿。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吧，学校广大师生还是欣然认同了“三号教学楼”的称谓，并且从那以后，更愿意经常将它亲切地简称为“三号楼”。而这样的称谓也丝毫不妨碍这座大楼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任何农林科大人都会毫不含糊地把“三号楼”看作是学校的标志和精神象征。
上世纪九十年代，三号楼被确定为陕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8年，它又被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站在这座饱经风雨沧桑、见证了整个学校历史依然耸立挺拔的三号楼前，你会感受到学校历史的厚重，更会感到自己应该承担的使命的分量；你会感受到它的力量，也一定会激发出自己不断向前的无穷力量！
“三号楼”，农林科大人心中永远的“大楼”！
3号楼雪景
1934年奠基的教学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