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　2016年1月7日

　　一个质朴的心愿，支撑着他扎根小城杨凌，与土地结缘，43年从未离开。

　　历十余年，他选育的小麦良种“西农979”，成为我国冬小麦主要品种之一。

　　荣誉等身，他却甘于平淡，耄耋之年仍初心不改，在地头田间默默耕耘。

　　他说，小麦的“生长密码”是扎根泥土，育种者的生命，只有深耕于田野才有意义。

　　他是王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学院退休教授。

　　43年，他育种、育人、育魂，始终情系土地，如种子一般生根吐芽，分蘖抽穗……

一个朴素心愿，让他扎根基层43载

　　土地，是王辉最熟悉、用情最深之处。

　　9月初整地，10月播种，冬时田间观察记载，春季抗病鉴定，扬花期前做杂交试验选配新的组合，暑期室内选种、总结并安排下一年试验计划……

　　43年，年年如此，从风华正茂到年逾古稀。

　　王辉选育的小麦良种，早已走向黄淮海平原，但一如初心，他从未离开杨凌这片土地。

　　72岁的王辉出生于陕西农家，青年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饱受饥困让他有了“学科技，让乡亲们不再饿肚皮”的最初心愿。

　　1973年，原西北农学院（西农大前身）毕业的他回到母校从事育种工作。

　　但彼时的关中麦区，粮食亩产低，锈病、白粉病、赤霉病高发，育种更是个“烫手的山芋”。

　　王辉没有退缩，他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选育出与环境相匹配的适生良种！”

　　“高产、优质、抗病，这些性状分布在不同材料中，选配好亲本把它们聚合在一起是最难的。”谈及本行，王辉语气平淡。

　　育种需不断优中选优，一个良种从杂交到最终过审，需要至少十余年，稍一走眼便会前功尽弃。

　　1987年，王辉开始为日后的“西农979”做第一次组配。从亲本产生的第一代“杂种”到基因纯化获得稳定性状，最少需要八代，每代都是一年。

　　白天他到地头观察长势，晚上回到办公室记录资料，披星戴月，风雨无阻。人手不够，就妻女齐上阵；经费设备少，他就“私款公用”从工资里抠，把实验室和家都搬到了试验田。

　　“一顶草帽，一件衬衫，干粮自备，如此‘标配’伴随他几十年。”师从王辉21年的西农大农学院副教授孙道杰说，在杂交、收获和考种的关键时期，王辉在地里时常一蹲就是一天，甚至多次晕倒被送医。

　　为节省时间，他干脆养成不吃早饭的习惯。“一天不见小麦，他就不安心。”孙道杰说。

　　2005年“西农979”通过国审，此后以其高产、抗病、早熟、越冬性强等性状，迅速从关中麦区走向黄淮海大型“麦区”，目前年推广面积稳定在1500万亩，累计9000多万亩，是全国推广面积第四大的冬小麦品种。

　传承“老农科精神”，但求落幕无悔

　　作为陕西省小麦育种首席专家，2012年王辉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翌年正式退休。荣誉等身本可在家享受天伦，但他脑海从未闪现过“退休”二字。

　　如今，夏日收获季节，学生们依旧会看到他铺一张凉席睡在晾晒场，守护一年耕作的麦子。遇到暖冬，王辉会亲自跑遍关中麦区，手把手教农民如何让小麦安全越冬。

　　“没有万古长青的良种，育种家没有终止的工作。”王辉说。退休后这几年，每年3月到10月，他每天超过10小时待在地里。

　　王辉珍藏着一幅照片，相框被他擦得锃亮，摆在最显眼的位置。那是他的老师、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赵洪璋先生的留影。

　　“赵老师培育的‘碧蚂1号’在1959年种植达9000万亩，是迄今推广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他工作的年代艰苦，一只皮包夹一个记录本蹲在田头，再带一块干馍，就这么过了一辈子。”王辉言语动情，“他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为民服务的情怀，是育种者永远的精神财富。”

　　记者随手翻开王辉的一个记录簿，看到他在扉页写下“莫问前途吉凶，但求落幕无悔”。

　　在助手眼中，王辉正是以赵先生传承下的“老农科精神”，践行着这句座右铭。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农科城杨凌仍是镇级建制，工作、生活条件差，仅“八五”期间就流失高中级科技人员800多人。一些博导、系主任、学院院长不辞而别，不少分配来的大学生刚到杨凌，不等报到扭头便走。

　　“王老师有多次调去沿海高校工作的机会，都放弃了。旁人一说调走，他两眼一瞪，‘科研有连续性，挪窝要另起炉灶，走啥！’”与王辉共事多年的西农大博导王成社说，受这些老科学家的感染，自己也在留学日本后回到杨凌。

“育种家的希望总在下一个良种”

　　王辉常说，育种家总寄托希望，为下一个良种而努力。

　　“西农979”之后，他又选育出增产潜力巨大的西农165、西农822几个品种。

　　正在选育的西农585号即将进行省级审定，“这是强筋小麦，抗病性和抗倒伏性更佳，未来一定能够取代‘西农979’。”

　　农学家终生与土地为伴，泥土气是他永不退色的特质。

　　王辉并不时尚，习惯脚蹬一双耐脏的深色运动鞋，用的是“老年手机”。但他并不落伍，始终关注行业前沿动态，关心着育种工作的未来。

　　王辉说，如今农业院校里40岁以下从事育种工作的年轻学者很少，并非年轻人不愿意干，而是高校的评价体系、人才引进机制存在制约。

　　“育种十年是入门，最忌浮躁，但评价体系往往急功近利。十年可能还育不出一个良种，年轻人即使能耐得住寂寞，也扛不过考核。这种倾向不扭转，育种工作就会后继无人。”

　　年逾古稀，王辉尚无停歇之意。

　　他说，他的育种工作，会延续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原文链接：http://politics.gmw.cn/2016-01/07/content_184075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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